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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近代史，是与今日国人关系最密切的历史，也是最能牵动国人情感的历史。今天，尽管历史图书异常繁荣，近代史（指通史）却很少出现能让人提及的作品。在此种情况下，挖掘海外或民国时代的近代史名作，不失为补充读者和市场需要的一个办法。
比如，蒋廷黻于上世纪30年代撰写的《中国近代史》，前几年便被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；台湾史学家郭廷以于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撰写的《近代中国史纲》、旅美史学家徐中约撰写的《中国近代史》近两年先后出版，均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，后者还被评为“文津图书奖”。以上举的三本书，都是近年来被读者和专家公认的近代史经典之作，社会影响大，一版再版。与之相比，陈恭禄的《中国近代史》也毫不逊色。
陈恭禄的《中国近代史》于1934年写成，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最初作为作者所在学校教学之用，后被其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为大学教科书。抗战前出过四版，抗战结束后又出四版。台湾商务印书馆于上世纪60年代~70年代曾先后再版四次。1949年后大陆未正式出版本书——1990年上海书店曾采取影印方式出版过本书，数量极少。如今，在一个历史图书热销的时代，若能出版此书，大陆读者可饱眼福。
2012年，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陈恭禄的这本名著。如专家所说，陈恭禄的《中国近代史》是中国近代史著作中有重要位置的经典作品，它代表了1949年以前此类作品的最高学术水准。但出版本书的理由并不仅在此，还在于它在今日的历史图书热中，对读者重新认识和思考近代史有重要价值。
陈恭禄的《中国近代史》是一本有价值的书，但是能顺利出版却相当不容易。光是拿下版权就等了3年多。由于作者去世多年，版权不好联系，颇费周折联系到了陈恭禄80多岁的儿子陈良栋，却被告知版权已经卖到了台湾商务印刷馆，大陆若想出版此书须经台湾商务印刷馆授权。在经过了3年多的等待之后，才和台湾商务印刷馆取得了联系，获得了该书的授权。前后历时4年，所以陈恭禄的《中国近代史》能在大陆出版实属不易。
陈恭禄生于1900年，江苏丹徒人，自幼接受私塾启蒙，17岁考入扬州的教会中学，积累了丰厚的英文阅读能力。1921年，考入六朝古都的教会大学——金陵大学，几经周折，最后以历史为业。1926年，陈恭禄先生萌生了撰写中国近代史的念头，历时8年，1934年《中国近代史》终于截稿成册。
陈恭禄先生的《中国近代史》出版后，一时间洛阳纸贵，事出有因：
其一，一般的近代史多限预设观念和框架，将符合其框架和观念的史实置入其中，有读者将此形容为“二三流的侦探小说，看了开头，便知结尾”。本书却不以观念作纲，只以时间顺序作全书的逻辑线索，前面是因，后面是果，前面的推动后面的。若用侦探小说比喻，堪为一流，环环相扣，绵绵密密，目不暇给。
其二，一般的近代史侧重政治史，在政治史中又集中于重大历史事件，不能使读者对近代史的全貌和细部产生印象和想象。而本书将大量篇幅放在对经济、民生、社会、舆情、国民心理等方面，使读者能对不同时期、不同阶层、不同领域的近代情状有更深了解。
其三，一般的近代史免不了教科书的口吻和语气，易使读者产生仰视、被动接受的感受。但本书却无此感觉，原因在于作者绝少强加自己的观点于读者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常常会得出自己的感受和观点，而这也正是作者有意为之的。
其四，一般的近代史不会在文字上下很大工夫，文风往往雷同——所谓教科书或说明文的写法，陈恭禄先生却主张，史书应以“深切美丽之文写成”。作者深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，对叙述方式极为讲究，从谋篇布局到文字，都颇具匠心，且不留痕迹。开篇有引子，篇尾有结语，大事件有总结，前后呼应。哪些是史人说的，哪些是今人的看法，哪些是作者的评价，一目了然。
其五，作者对西方历史和史学的了解，使其近代史视角较为开阔，立论、史料取舍较为客观，不囿于本民族的一时立场和情感，既谴责列强殖民主义的野蛮，又不否认其工业和商业革命的进步。这点确实难能可贵，因为当时中国近代史的论著已经出版了不少，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的方法也正时兴，作者选取何种立场作为自己著述的立论方法，显得尤为重要。正因作者采取的客观公允的立场，陈恭禄先生的治学态度和史学理念至今还经得起推敲，陈著也成为体现当时中国近代史学术最高研究水准的著作。
今天，我们有幸发现并出版了陈恭禄先生的《中国近代史》，我们为此深感荣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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