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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贵州遵义，有个村子里都认识的“瘸腿瓦匠”，虽然他身有残疾，只是个瓦工，却给开国上将杨勇写过信，请求国家给他安排工作。他究竟是何人，竟然认识上将？而令人惊讶的是，国家真的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，当地的百姓们反而很敬重他。这件事，还要从三十年前说起。
1911年，湖南一个贫寒的家庭中，一个男婴诞生了，他被起名为孔宪权。因为家境不好，再加上军阀的剥削，他从小吃了不少苦，早早就开始做家务、干农活。也正是这种被压迫的环境，他更深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。孔宪权长大后，听说了共产党的名号，知道这是个帮老百姓翻身的救世主，这让他燃起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。后来，他加入了湖南的红军部队，还跟随主力参加了长征。
1931年，国民党对江西的红军发动了围剿，被我军英勇击退。孔宪权在这次战斗中立下大功，他虽然刚刚入伍不久，却一举俘虏了国民党的师长。他一下引起了上级的注意，他的直属上司也格外关注他，把他列为有潜力的好苗子，格外重点培养。逐渐的，孔宪权多次展现自己的能力，从一个小小的新兵蛋子，成长为团级的参谋长。
1935年1月，在贵州遵义召开了遵义会议后，中央红军的主力返回了贵州北部，和国民党王家烈部交战。王家烈眼见红军又折了回来，赶紧把周边的兵力都调集回来，试图阻止我军。为了突破包围，我军决定趁王家烈援兵到达前，提前占领娄山关一带。这里地势险峻，位于娄山山脉的中脊，是黔北的交通局要地。为了顺利攻取，我军做出大量部署，其中，红三军团作为主力攻打娄山关。
在战斗开始前，红三军团的参谋长孔宪权奉命前往娄山关，刺探情报。孔宪权原名孔权，1932年由黄克诚介绍入党，先后担任彭德怀的传令排长。而他，就是文章开头，给杨勇写信的泥瓦工。2月26日，孔宪权奉命带领部队，前往娄山关南侧的黑神庙，进攻敌人的指挥部。但敌人很快发现了他，立刻对孔宪权的突击队发起进攻。
孔宪权的部队遭受了猛烈的袭击，他本人英勇奋战，但一个敌人向他扫了一梭机枪，孔宪权的左腿当场中了整整六颗子弹，他痛苦的倒在地上，忍痛又开枪打倒了几个敌人。此时的突击队战士，已经不剩几个人了，而孔宪权的枪里只有三发子弹。他甚至以为自己就要死在这里，关键之时邓克明的援军及时到达，顺利救出了孔宪权。
好在，我军成功占领了遵义城，孔宪权等受伤的战士们，都赶紧送到城中治疗。但在给孔宪权治疗时，医生发现他的左腿骨头都被子弹打碎了，但医疗条件所限，无奈之下，医生只得将他的碎骨头全部取出。当时红军第五师的团书记胡耀邦，和孔宪权一同接受治疗，他后来回忆道，孔宪权手术结束后，在睡梦中还在喊着“杀！杀！杀！”的冲锋口号。
孔宪权的伤很严重，但红军正在长征，他让几位战士抬着走了两个星期，到达贵州毕节的黔西县。孔宪权的身体依旧没有好转，反而更加严重了。为此红军不得不让他留了下来，还给他团级以上干部，安排了军医和300大洋的生活费，寄宿在开药铺的宋少前家。虽然宋少前在当地算个小地主，但他被国民党军阀欺负得不轻，看红军打军阀，自然是十分支持，面对红军的请求，他也毫不犹豫的同意了。
为了保证孔宪权的安全，红军战士还给宋少前拍了照片，然后对宋少前说：“他是我们的团参谋长，以后就拜托你照顾了。一定不要让他被国民党抓走，如果你能照顾好他，我们一定会回来感谢你。”宋少前满口答应。在养伤期间，孔宪权一直想回到部队打仗，但困于身体原因，一直没有机会，这成了他心里的一个执念。
在宋少前家住了两年多后，机会来了。西安事变爆发，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抗日，贵州的国民政府还呼吁躲藏起来的红军们，重新出来打仗，还会帮他们联系红军的原部队。孔宪权得知这件事后，十分高兴。当时照顾他的军医早已离开，他无法联系上部队。但这一想法被宋少前拒绝了，他还百般阻挠孔宪权离开他家。原来宋少前担心，如果孔宪权就这么走了，等红军回来找不到他，那自己岂不是失职，红军说不定还要找他麻烦。
宋少前费尽办法不让孔宪权走，无奈之下，孔宪权只好继续留下来。等到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国内形势越发严峻，孔宪权数次要求离开这里。宋少前见战争激烈，也不知道红军还会不会回来，也就同意孔宪权走了。但是孔宪权也无法联系上红军，他一路走走停停，回到了遵义县，干脆在此定居下来。因为他小时候念过私塾，还在红军学了不少文化知识，于是就承担起了帮村民写诉状的工作。
再加上他性格热情朴实，还帮乡亲们出头打官司，逐渐就有了些知名度。后来，不知道从哪里传出孔宪权曾经是红军，一来二去，孔宪臣这个瘸腿瓦匠，就被老百姓传成了“活红军菩萨”。当地封建迷信十分严重，附近的村子里得知这里有个活菩萨，纷纷前来，想讨要他穿过的衣物。原来当地封建迷信，老觉得菩萨穿过的衣服烧成灰，兑水喝下去能保佑平安，治疗疾病。
孔宪权的身体虽然已经没有大碍，却走路一瘸一拐，再也无法回到战场。他虽然心里很难过，但很快振作精神走了出来，不仅学习了泥瓦匠的技能，还走街串巷买东西，赚取生活费。在这一期间，他认识了自己的妻子，两人不久后就结婚了。孔宪权是个十分热心肠的人，谁家有困难，他都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，村民们知道他是红军，他又对村子多有照顾，因此越发地敬重他。
时间慢慢到了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孔宪权十分高兴，但即使他心里十分想出来为祖国效力，但却有心无力，也无人能证明他曾经的红军身份。但时间过了一年多，他就在报纸上找到了新的希望。一封报纸上写着：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，就任贵州省主席。杨勇这个名字，对孔宪权十分熟悉，他们曾经是并肩作战的老战友。
在娄山关战斗中，两人还一同攻打敌方阵地。想到这里，孔宪权便赶紧给贵州省政府写了一封信，讲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，还表明了自己的一腔热血，虽然身体残疾，但也想为国效力。杨勇收到这封信后，十分高兴，给孔宪权写了一封信。但由于杨勇马上要前往军事学院进修，他在信中除了表明没想到孔宪权还活着外，还给他支了个招，建议他给黄克诚写信，寻求帮助。
黄克诚曾是他的入党介绍人，在收到孔宪权的来信后，为他开了证明，恢复了党籍。1951年，遵义修建了“遵义会议纪念馆”，由孔宪权担任委员会长。在纪念馆筹备时，首要难题便是：遵义会议到底是在哪里召开的？这次会议事关重要，因此保密性也非常高，很少有关于此的详细记载。当时孔宪权也只是营级干部，很多机密他也无权知晓。距离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二十多年，他的记忆也模糊不清。
但想要建这个纪念馆，确定遵义会议的地址是必不可少的。孔宪权作为纪念馆的主负责人，开始了整整三年的走访调查，最后结合多方信息，把地址初步确定在天主教堂。但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到他的报告后，经过调查，在一份档案中发现了新的线索，认为遵义会议是在柏辉章的公馆中召开。孔宪权将柏辉章的公馆详细考察了一番，整理成报告重新交给中央。不久后杨尚昆给他打来电话，告知孔宪权：“遵义会议，确实是在黔军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开的。”
之后，孔宪权对遵义会议的正确会址进行了修缮，还走访当年柏辉章的邻居，了解当年的真实原貌。他还专门前往北京拜访杨尚昆，了解详细情况，杨尚昆告诉他，具体开会的房间，是在二楼，有窗户，离天井很近。由于孔宪权的多方走访，尽心尽责，终于基本还原了遵义会议的原址。纪念馆建成后，孔宪权就担任了纪念馆的馆长。
1958年，邓小平参观了遵义会议的纪念馆，对这里非常满意，高兴地拍着孔宪权的肩膀，称赞道：“你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长最优秀的人选。”1964年，纪念馆进行了翻新大修，毛主席还为其题词。孔宪权此后一直在纪念馆任职，直到1988年去世，杨尚昆还为其发布悼词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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